我在武汉拍纪录片:有人拿着CT片喜极而泣 有人坐地上崩溃大哭

我们拍到有患者拿着CT片去问大夫,大夫说你没事了。当时那人就喜极而泣,嚎啕大哭;我们也拍到过病房内外,那种焦虑的、绝望的哭泣。我还算坚强,来这几天,强忍着没哭,但很多次在边缘。有些老人看见我们像看到亲人一样,拉着我们在镜头下哭诉。我们也见到过很多媒体同行坐在地上崩溃大哭的情形。大家都会感觉很脆弱,很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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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阴差阳错,让导演兰波原本的拍片计划搁浅。他转而决定临时招募小团队,记录特殊时期的武汉。

做这个决定之前,兰波团队收获了一次“惊喜”。2月1日,团队的摄影师谢丹在武汉历时8天拍摄的短片《守望空城》火了,随后短短几天网络点击量破3亿。

2月13日,兰波来武汉与谢丹汇合,开启了他们的新任务:为特殊时期的武汉拍一部纪录长片。“这会是非常珍贵的历史影像。”出于职业判断,兰波认为,这值得、且必须记录。

对于湖北人兰波,这或许有着另一层意义。“非典那年,我从北京连夜赶回武汉。这一次我是特意回来完成任务。”

导演兰波

>>以下内容出自兰波口述,记者整理:

本在武汉筹备新片

疫情到来后临时组队拍纪录片

谢丹留在武汉是个巧合。当时我们剧组成员都各自回老家准备过年,他还有些工作要处理,来不及走,没想到就赶上了封城。

作为摄影师,他是有这个意识的,虽然手边没有专业设备,但他拿手机拍了很多素材。初剪之后我让他务必加上时间和地点,体现空间时间的转移。

调完那一版我就知道,这会是非常珍贵的历史影像记录。《守望空城》火了,我看到的就有三十多个公号转发,随便一转都是十万加。

这个结果我是有料到的,我们推出去也是想看看社会舆论和同行们的反应如何。当时我们临时就决定继续拍。

疫情来之前,我们其实正在武汉筹备新片,取景就在湖北利川,梅雨季节。原定计划今年5、6、7三个月拍摄,过了这个时间就拍不了。

现在拍片计划打乱了,我们剧组也全组停工。剧组成员大多是湖北人,之前是拍剧情片的。封城之后他们也在各自老家出不来,可我还得凑人拍纪录片,除了谢丹在武汉外,我还要在当地招一些有经验的人手。

凑人很难。我都是托朋友找关系,在网上发消息,一层一层的找。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压力太大了,确实来不了。开始我们按照一天1万块的标准招人,那都没成功。

听说上海有家制片公司也在当地招人,也招不到。可能还是我运气好吧,最后还是找到一些年轻人,有冲劲的,家里负担小的。

大家都想在这期间做点事情,他们也看过之前拍的守望空城,觉得有共鸣,也相信我。我也很感谢这些伙伴,这真是冒着风险在做。

现在我们在武汉的有6个人,每个人都身兼数职,像我的制片人,是司机也是场记。我是导演,我要四处对接信息,我还要筹集我们的物资,还要准备文字素材。

但招人不是最难的,我们从下定决心继续拍到筹备花了一周时间。光是找当地能开的车和住宿问题,就花了4天。

最重要的是还要确保我们自己用的口罩、消毒品等物资能够在当地收到货。在我从北京出发去武汉前,往谢丹那里寄过两批物资,都没有收到。如果不能收到物资,相当于赤膊上阵,就算去了也毫无意义。直到我们发出的第三批货确认能收到时,我才敢出发到武汉。

疫情期间的武汉

在武汉的生活:

每人3个N95,循环用10天

我到达武汉那天是2月13日,当时正是各种信息集中爆发的时候。

一出车站就能感受到那个气氛,像寂静岭,像国外大片。 从青山、武汉一直到武昌,一路上 只有两三辆车,除了 运送物资的车就是拉着患者的 中巴。 在路边,是望不到头的公汽和小汽车停着,那真的是寂静,一点都不夸张。就是这样的马路,还有两辆车在路中间相撞了。

这几天的拍摄过程,比拍剧情片还难受,前者你可以自己制造场景,但现在完全随机应变。这个变化不是每天,而是时时。我们来之前的设想全都打乱,在这里要基于现实不得不妥协。

有一次我们跟一个志愿者约好,第二天9点去采访。结果我们跑去现场没人,一个人都没有。 也不知道去哪去找他,因为他手机关机了。 晚上的时候他打电话来说,“不好意思,昨天我们搞到凌晨四五点, 我在家里补觉睡过了。” 你也没办法,因为别人确实辛苦。

还有一次,采访对象说可以借着出来买菜的空闲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时还规定3天可以出来买一次菜。头天我们又确认了一遍,没有任何问题,结果当天凌晨发出一个通知,说小区全封闭,买菜都不允许,会有专人配送。最后我们只能走到人家小区的马路边上望洋兴叹。

我们每天的生活也很魔幻。好的情况下能吃到早餐,早餐就是白水煮面就老干妈。每天开工前第一件事就是去大超市里买自热食品,保证白天能有饭吃。在这边,叫不到外卖,连肯德基麦当劳这种都关门了,餐馆也不营业。

疫情期间的武汉

晚上我们一般九点收工,旅店的老板肖雅星是个90后小姑娘,人也很好,是我的拍摄对象之一,经常会给我们留口热乎饭。

她就是当地一个普通人,但很难让人印象不深刻,一看就是个充满干劲的姑娘。她开着3个店,不定期的会来旅店照看我们这些房客,在她这里住的更多是志愿者。

肖雅星还肩负着为我们取物资的任务。快递在这边是送不上门的,方圆几公里会有一个类似仓库的代收点,她每次都要开着大车去帮大家拉货拉物资,大家也都很信任她。在当地,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人带来平凡感动。

这边物资是真的紧缺,酒精更是很难搞到。我们很幸运,拍摄过程认识很多朋友,有人可怜我们,送我们一桶酒精和消毒用品,说实话真的是救大急了,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给设备消毒。

这几天我们的N95口罩马上要用完了。我还在发愁这事。我们每人有3个N95,循环用10天。换第二个的时候,第一个就晾干,用电热风吹,三天一循环,循环三次口罩也就没法再用了。

在前方工作的人给我们介绍防护经验,建议我们每天吃一颗奥司他韦,预防感染。说明书上说6周以下没有什么明显副作用,但长期吃肯定会对肝肾有损伤。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且这个药必须连续吃10天以上才有效果。庆幸团队的人都年轻,大家都觉得不是大问题。

疫情期间的武汉

记录普通人的生活

拿着CT片,有人当场喜极而泣

现在每天睁眼都不知道今天会面对什么,只能有什么拍什么,但是整个主线 我们会更聚焦疫情冲击下的 普通人。 从封城那天一直到结束, 我们想记录整个众生相。

但我们不排斥各类素材,疫情中的突发事件, 普通人生活受到的冲击 ……我们都关注。因为我的本职工作是拍纪录片,我们要 记录真实发生的一切。

你只能尽自己的力量,拍到有价值的东西。

普通百姓看到我们的反应是热烈的,还有志愿者、基层工作人员,他们愿意和我们倾诉。有些当地百姓误以为我是一个大媒体平台,我有点受宠若惊,只能一遍遍跟他们说,我尽力,我尽力。只要我们拍到了,就一定会保存下来。

镜头前那些人的喜怒哀乐,我们全感受得到。有患者拿着CT片去问大夫,大夫说你没事了。当时那人就喜极而泣,嚎啕大哭;我们也拍到过病房内外,那种焦虑的、绝望的哭泣。

我还算坚强,来这几天,强忍着没哭,但很多次在边缘。有些老人看见我们像看到亲人一样,拉着我们在镜头下哭诉。我们也见到过很多媒体同行坐在地上崩溃大哭的情形。大家都会感觉很脆弱,很无助。

疫情期间的武汉

来这边后为了找素材,我加了很多群,也看到各种求助信息,能帮我们都会帮。前两天我们看到群里有人说住在协和医院的那个白血病女孩想吃排骨,又买不到,正好我们去超市,就想可以采购完给她送去。

但是超市里没有新鲜的鱼和排骨了,我们就问要不要给你买点牛肉过去?那个小姑娘第一反应是不好意思,觉得很奢侈,还要给我们打钱。我们没要,给她买了4、5斤牛肉带去,让她解解馋。

我们了解过那孩子的事,才20岁。每天妈妈陪她在医院,爸爸还要去上班。估计这段时间都没吃上可口的饭菜。送肉过去时,是她爸爸出门来接的,原本我们想借机会聊几句拍个镜头,但边上全是保安围着,最后只好作罢。

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难题,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拍摄难度加大了。现在每天的拍摄都是碰运气,在这里毫无计划性可言,因为根本不可能。

疫情期间的武汉

做这个纪录长片并不急于马上发

希望客观冷静后再完整呈现

本来这次拍摄之行,家里人是反对我来的,但我还是坚持来了。与17年前非典不同,那一次我从北京连夜“逃”回武汉。

我是80年生人,湖北人。03年我在北京刚参加工作不久,我记得很清楚,2003年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为非典疫区。3月31日我从北京连夜出走。命运真的是太巧了,这一次,我是从北京的家里连夜奔赴武汉。

但2003年的感受和这次完全不一样。那时没有微信,大家信息交流只有QQ、BBS。当年我回到武汉和亲朋说起北京非典的疫情情况,他们完全不信,问我,有那么夸张吗?因为不身处那个环境,很多东西你是感受不到的。

现在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每个人都能在网上看到最真实的武汉现状。虽然很多信息因为群体效应会加大恐惧,但至少大家都能捕捉到现场真相。

我在做导演之前,在电视台做编导,也经历过不少,但这次来武汉的所见所闻也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我们计划持续1、2个月的拍摄,现在来看算是开了个好头。

我们想做这个纪录长片并不急于马上发。 当然我们也会选些平台发一些短片视频,但是我们 希望能够做到客观冷静,让时间沉淀一切,再把 最好的部分做成一个完整呈现。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忠于自己的记录,尽可能多的拍下这些经历,留存好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素材。是非功过,都交由后人评说。 (本组图片均由兰波团队提供)

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王田

编辑 官莉